原创 骆玉明 复旦大学出版社
琴棋书画被称为文人四艺，以今所见文献而言，四者连称，始见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所引何延之《兰亭记》，文中称美僧人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但推重这四方面的才能，由此体现士大夫的优雅的修养，则是在魏晋时代形成的社会风气。
琴
琴的历史非常古老，魏晋以前也流传下不少与琴有关的故事，像伯牙鼓琴，钟子期知其志在高山流水（见于《列子·汤问》），尤为著名。但这类故事大多属于传说性质，而从史籍记载来看，士大夫善于鼓琴的情形并不多见。
魏晋的情况则显然不同，以琴为首，名士爱好音乐、擅长各种乐器，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以阮氏一门而言，阮瑀、阮籍父子善鼓琴，阮籍侄阮咸擅长琵琶，其子阮瞻喜弹琴，差不多可说是音乐之家了。和过去乐人以音乐技能为宫廷、贵宦服务不同，魏晋名士喜好音乐是个人的修养、自娱的手段，因此在魏晋诗文中常见通过描写琴或其他音乐以反映自我的情志，这也是过去少见的。阮籍《咏怀》诗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之句，写出一种寂寞与孤独的心境，嵇康《赠秀才入军》诗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句，写出脱世的高邈意态，都是著名的例子。
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张季鹰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便大相知说。问贺： “卿欲何之？”贺曰： “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 “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乃知。（《任诞》22）
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简傲》4刘注引《晋百官名》）
因为音乐能够体现人的趣味与情志，因而琴成为名士间相互沟通的良好媒介。上选两则，前一则述张翰（字季鹰）在与贺循（曾官司空）完全不相识的情况下，仅根据他的琴音就产生与之亲近的愿望，在一番“共语”之后，更直接乘他的船去“北京”（北方的京都，指洛阳）了，连家人都未曾告知一声。后一则说的是阮籍以“青白眼”分别对待不同士人的故事，而嵇康前往造访这位狂傲之人，所携带的用于相互沟通的媒介，也是琴，加以酒。酒令人忘乎形骸，琴令人入于幽微，我们能够想象他们的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
当琴或更广泛说是音乐，被视为情志的寄托时，它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娱乐。《世说新语》中几则著名的与琴有关的故事：嵇康临刑，索琴奏《广陵散》，叹此曲从此绝响于人间；张翰吊顾荣，直上灵床取其往日所用之琴奏其所喜之曲，恸问“顾彦先复赏此不？”王徽之在病笃中吊其弟王献之，奏琴不能成曲，悲叹“人琴俱亡！”这几则故事的共同特点，是将琴乐与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棋
围棋在今天被列为一种“体育”项目，为了便于管理这或许是必要的，但古人若地下有知，恐怕要万分惊讶。在古代，它是士大夫精致而优雅的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气质更偏向于艺术。
相传围棋为尧所创制，这虽是无稽之谈，但其历史古老是事实。与琴相似，围棋也是在魏晋时代开始广泛普及于士大夫阶层，并成为高级修养的标志之一。根据棋艺的高低为棋手分级定品，也是始于魏晋。其品级有九等，现代棋手分为九段，就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
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巧艺》10）
王坦之（曾领北中郎将）将围棋比拟为“坐隐”，意思说在下棋时人的精神会超越世俗的世界，进入平淡而清静的状态；支道林将围棋比拟为“手谈”即借助棋子展开的清谈，在强调围棋的超越性的同时凸显了它的智慧内涵。隐居与清谈，都是魏晋时代最受尊重的生活方式，围棋在时人心目中的高雅意味，由此可见。
《世说》中与围棋有关的故事，常常体现出主人公的“雅量”。围棋虽为游戏，但正因为它有超越世俗的价值，所以在当时人看来，在下棋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镇定，不受突发事件的干扰，乃是高尚品格的显现。谢安于淝水大战正紧张之际与客人下棋以示从容澹定之事，已在前面引用过，此处我们另引三国时东吴丞相顾雍的故事：
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 “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雅量》1）
顾雍事先无疑已经得知其子顾邵病笃，所以当豫章使者到来却没有带来顾邵的书信时，他立刻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仍然坚持把棋下完，不是内心真的平静无波澜，而是不愿在外人面前悲恸失态。所谓“延陵之高”，指春秋时延陵季子葬其长子的方式被孔子赞为合于礼之事，“丧明之责”，指子夏哭其子而丧其明（大概指目力严重衰退）被曾参指责之事（见于《礼记》）。顾雍的意思，是说丧子虽是极大的痛苦，但君子不能因此而失去自控的能力。《任诞》篇第九则刘注引邓粲《晋纪》称阮籍母将死，籍“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而后“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与顾雍之事也是同样类型。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 “君何以不行？”江曰： “恐不得尔。”傍有客曰： “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 “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方正》42）
关于这两位棋手，刘注引范汪《棋品》，说明江虨的棋力为第一品，属最高等级，王导仅为第五品，两人之间有较大差距。王导提出以对等的方式（不让子）下棋，“试以观之”。“观”什么呢？王导的名位和年辈都高于江虨，而围棋不关涉实际利益的得失，一般人在这种情形下恐怕难以拒绝他的要求。但江虨却毫不买账，因为这样做多少有逢迎的嫌疑。王导说他不只以围棋见胜，正是由棋品看到了江虨的人品。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 “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排调》16）
当然围棋也并不总是负载那许多庄重的信息，它终究只是游戏。上引王导和他年幼的儿子王悦（字长豫）下棋的故事，便充满了轻快的气氛。王导要走棋，王悦按着他的手指不让走，这情形该是小孩看到局势危险想要悔棋吧。父亲看到爱子发急的模样觉得有趣，调侃说： “怎么能够这样呢？咱们也算是有点儿关系的吧。”
书
魏晋也是书法史上一个发生重要转折和创获极丰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本就在于书法的艺术因素空前活跃。曹魏钟繇的楷书，西晋索靖的章草，东晋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的行草，都被公认为书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典范之作，而王羲之尤以“书圣”的美名享誉百代。
时人目王右军： 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30）
此条收入《容止》，自然是赞美王羲之的仪表与风采。但《晋书·王羲之传》却说“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是论者称其“笔势”即书法线条之美。《晋书》有大量内容采自《世说新语》，但就这一条来说，同样内容，《世说》中是对容止的品藻，《晋书》中是对书法的形容，两者出入太大。这究竟是《晋书》编撰者有意地改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呢，还是别有所据？尽管文献依据不足，但后一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存在的。因为“矫若惊龙”倘是描写人，应指其动作迅疾而有力，而在涉及王羲之的史料中，从未提及他有这样的特点，且魏晋人物品藻，也很少以人物的强烈的动态为美。大概这本来就是关于王羲之书法的评语，《世说》误植于《容止》篇，而《晋书》根据其他文献，不从《世说》之说。如果笔者的推测不误，这表明王羲之书法的飘逸与流动，在当时给人们带来的一种新异的审美感受。
钟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钟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勗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恸，宅遂空废。（《巧艺》4）
这是一则“小说”气特别重的故事。钟会凭借自己精巧的书法，骗走了荀勗（封济北侯）寄藏在母亲身边的价值百万的宝剑，而荀勗报复的方法，是在钟会兄弟以千万钱造成的宅第的大堂内画上其父钟繇的遗像，让他们无法在此居住。要说真实性，这故事恐怕完全靠不住，其意义则正如刘注引《孔氏志怪》，在于凸显“彼此书画，巧妙之极”。而关于某种艺术技能的带有神话意味的故事，恰好反映出这种技能怎样为社会所看重。
画
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人大多认为到魏晋时代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画家（而不是画工、画匠），其代表人物有曹不兴、卫协、戴逵、顾恺之等。《世说新语》中关于书法的故事颇少，关于绘画的略多一些，《巧艺》篇中有两条谈戴逵，有六条是谈顾恺之的，在艺术史上亦属珍贵资料。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 “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 “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巧艺》8）
戴逵（字安道）擅长人物画，有佛教内容，也有世俗人物。此处说的“行像”，本义是指用宝车载着佛像巡行城市街衢的一种宗教仪式，源于印度，东晋时期北方和南方均有流行；在这里是指“行像”活动中所用的佛画像。从庾龢（字道季）对戴逵的批评来看，似乎他所画的佛教人物像带有一定的世俗情趣，这颇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而戴逵对庾的批评则大不以为然，认为他所悬出的标准过于苛刻，唯有传说中夏代的贤者兼仙人“务光”才够得上。言外之意，画佛教人物像并不是脱离凡俗越远越好。
谢太傅云： “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巧艺》7）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 “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巧艺》9）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 “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巧艺》13）
顾长康道： “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巧艺》14）
顾恺之（字长康）是中国画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从谢安对其画作的赞语“有苍生以来所无”，可以看出他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以上所选的几则材料，十分突出地表明了顾氏绘画理论的核心——“传神”。他画裴楷，凭空地在脸颊上添加几根毛，认为这比未加时更能显示裴楷的神情。原画不可见，我们现在要体会顾恺之这样做的妙处多少有些困难，但从简单的道理上去理解，至少能够想象： 由于“颊上益三毛”，会吸引观画者更多地注意人物的面部表情。他将眼睛视为人物画的关键，认为这比“四体妍蚩”重要得多，也是因为这是最能体现人物的精神状态的部分，就像今人喜欢说的一句话： “眼睛是灵魂的窗子。”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则是嵇康诗歌的名句。东晋流行对“竹林七贤”的崇拜，七贤因之成为人物画的重要主题，相传戴逵也画过《竹林七贤图》。那么画嵇康的时候，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嵇康本人在诗歌中对理想的人生姿态的描摹。为什么顾恺之说“手挥五弦”容易画出，而“目送归鸿”难以表现呢？因为前者是一个具体和确定的动作，后者则是一种寄情深远、难以解说的神态。
把“传神”作为人物画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标志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成熟。同时，这一理论对中国画的发展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画的特质所在。而这种绘画理论的文化背景，就是玄学的盛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对人的情感、气质、风度等个性因素的重视。
今日荐读
《世说新语精读》
“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
骆玉明 著
宋文涛 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世说新语》作为生动体现魏晋思想文化特征的经典著述，历来深受读书人的珍爱。《世说新语精读》作者骆玉明多年执教《世说》课程，声誉卓著，而本书的写作则不仅凝聚了课堂教学的精华，亦充分考虑到普通爱好者阅读需要，在融通《世说》全书和广泛采纳前贤见解的基础上，本书设列十余个专题，考察魏晋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变迁、思想演进、文人心态及艺术趣味等多方面情况，而于人物风流尤加措意。从中可以获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和方法。对文本的精彩解读为本书显著特点，作者对史料的敏感和深刻的见识，给人以强烈印象。而将严谨完整的结构与细致深入的文本解读结合为一体，使本书在《世说》研究领域中成为独具特色的著作。
原标题：《骆玉明：琴棋书画中的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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