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疑尊、子夌尊
疑尊、疑卣今藏位于法国科雷兹省萨朗镇的希拉克总统博物馆。此二器在2011年曾被展出，亦被收入题为《青铜与黄金的中国：东波斋藏品》的图录之中[1]。从器形看，疑尊、疑卣的铸作年代应较早，其上铭文分别为45字，且二器同铭。
关于疑尊、疑卣的器形、年代和铭文，最先由董珊先生做出分析和考释[2]。其後，李学勤先生也对其铭文做了全面的考释[3]，而黄杰先生对个别字的解释提出了一些见解[4]。下文拟在相关文章的基础上，对疑尊、疑卣及其铭文所反映的史实进行分析，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
疑尊、疑卣的器形、纹饰和铭文
疑尊（图一）通高24.2厘米[5]，从上到下明显分三部分，侈口、长颈、突腹、低圈足，腹与足之间的过渡带先束而渐外撇。疑尊属无肩圆尊，其形与子夌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1678，以下简称《铭图》，图一）较为类似，惟其腹一敛一鼓。子夌尊出在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M1之中，M1为西周早期墓[6]，则疑尊年代亦应较早。又陕西长安县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之M163：36尊[7]，鼓腹，其器形也近似于疑尊，且为鼓腹，可能铸于西周早期，而埋葬于西周中期。
疑卣（图二）通梁高29厘米[8]，提梁的弧度与器盖、器身的弧度较为相谐，整个器也可分成三部分，提梁为扁状柄、两端作兽首，盖纽作环状、盖下部内敛、下沿外撇，器身束颈、鼓腹略有下垂、矮圈足上束下外撇。疑卣属罐式卣，其形与夨卣（图二）相类，惟後者纽为花蕾状，圈足略高，仅盖和器颈有饰纹。夨卣出土于河南襄县霍庄西周墓葬，此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9]，故夨卣应铸于周初。
疑尊、疑卣纹饰的主题风格一致，都以细致的雷纹衬地，线条化明显，且比较像雕刻。疑尊颈部大部为由两个一组的夔纹组成的蕉叶纹，下部加饰顾首夔纹带。腹饰上卷尾兽面纹，足则再饰顾首夔纹。又疑卣提梁饰夔纹、两端有雕塑式大披角兽首，盖面有兽面纹、盖之立缘饰顾首夔纹。器颈亦饰顾首夔纹，器腹则饰上卷尾兽面纹。圈足只有弦纹，较素。
图二 疑卣、夨卣
夔纹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常作主纹饰，多饰于器物口下颈部，亦或作为次要纹饰饰于圈足上[10]。疑尊、疑卣上的夔纹便饰于颈部和足部，惟其作回首状则十分罕见。董珊先生举小臣单觯（《铭图》10656）、滕侯鼎（《铭图》01576）及天马—曲村M6210:11卣三器的颈饰与之类比[11]，认为属同类[12]。
两器腹部的兽面纹较为独特。兽目呈回字形，上有眉，眉间有一菱形纹，眉上饰冠，冠有歧羽，两目边各有小耳；足爪前探，尾上卷，尾羽粗壮，其後饰有目纹的小型倒立龙纹或凤纹[13]。惟此兽面纹口鼻部隐而不见，似集于中间之菱形纹，则董珊先生云其为“某种鸟纹的变化”[14]，有其道理。
疑尊的铭文在器内底，疑卣的则盖内、器内底皆有。字体飘逸，有波磔、露锋芒，横不成行，是典型的西周早期铭文的写法与行款。两器铭文相同，五行四十五字，行款也一样（图三），隶定如下：
隹（惟）中（仲）
父于卜噩（鄂）侯于
盩（城），（诞）兄（贶）于宋白（伯）。公
（姒）乎（呼）（疑）逆中（仲）氏于侃。丁
卯，（疑）至，告，（姒）
（赏）贝，（扬）
皇君休，用乍（作）父乙宝（尊）彝
“
”，殷墟甲骨卜辞已见，“庚寅，王卜，在
，贞，余其次在兹……”（《甲骨文合集》36522，以下简称《合集》），是作为地名，仅一见。李孝定、陈邦福二位先生将之读为“仪”[15]，似不可据，只备一说。
“于卜”，“于”字训“往”，“卜”则为占卜之意[16]。《易·屯卦》：“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17]《象》曰：“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18]“卜噩侯于盩城”，是西周王朝建某侯时，事先虽已划定了大致的范围，但“侯”具体驻在哪个地点，即“侯”的治所建于何处，则要在卜问後才加以确定。“城”应是动词，似为“筑城”之意。噩侯在盩地筑城，是为了加强驻地的防御，并就此驻守下来,“盩”可能为噩侯的初建地点。又仲
父为卜者，且铭文最後称自己的父亲为“父乙”，故他应是臣服于周人的殷商贵族，用自己的占卜技能为周王朝服务。
“”释为“诞”，副词，用在前後两件事之间，表示事情发生的先後[19]。此字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多见。
“兄（贶）”，在此应主要为转交赠送物的行为[20]，似不太像赏赐。
“”，董珊先生释为“
”，读“颐”，训“养”，指“给养”[21]。李学勤先生释此字为“耳”，读“珥”[22]。珥似为一种玉制饰物。黄杰先生则认为珥为微小饰物，不适合做为周王赏赐贵族的器物；又认为“
”字出现较晚，且无“”字右边之一小划，故“”字之释读应先存疑，有待进一步探讨[23]。
“逆”，训为“迎接”，无异议。
“公姒”，下文简称“姒”，应是对一位女性高级贵族的称呼，“公”为敬称，“姒”则是此女贵族的出身之姓。“公姒”也是两周时期女子称姓的一种形式，如“王姜”、“伯姬”、“叔媿”等例。公姒在文中又被称作“皇君”，《说文》：“皇，大也。”[24]则“皇君”即是“大君”。公姒称“大君”，其地位在其夫家应是最高的，可能其夫已死，她的身份尤如後世的“太夫人”，成为夫家的大家长。公姒能用仲
父向宋伯赠送物品，说明她与这两位男性贵族或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可能是仲
父和宋伯的生母或嫡母。
“”是此尊、卣的器主名。又有疑鼎（《铭图》01799），其铭文曰：“（疑）为（尊）彝，父癸。”其“疑”字与尊、卣写法同。疑鼎是立耳深腹柱
图三 疑卣盖铭拓本、疑尊器铭照片
（源自董珊先生文章配图）
足鼎，仅颈部饰一圈由三列云雷纹组成的列旗脊兽面纹，皆为西周早期的风格。故尊、卣、鼎的器主可能为同一个人。
“侃”，应是地名。依文意，侃似在成周与宋地之间靠近成周的某处，待考。
疑尊、疑卣铭文的大致意思是：仲
父先奉王命为噩侯卜问筑城之事，完成占卜任务後，顺便路过宋伯封地并转交公姒送给宋伯的物品。公姒又命器主疑在侃地迎接仲
父。疑迎回仲
父後，向公姒复命，得到公姒的赏赐，并以此为父乙铸作宝器。
2
噩（鄂）侯与西周王朝的建“侯”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5]是周初之时，西周王朝众建同姓亲属和异姓姻亲作为自己的藩属和屏障，以保卫王国的安全。噩侯便是西周王朝众多“蕃屏”中的一个。
“侯”在甲骨卜辞中已出现，有“犬侯”（《合集》6812正）、“攸侯”（《合集》5760正）、“多侯”（《合集》11024）等称。大盂鼎（《集成》02837）铭文有“隹（惟）殷边侯、田（甸）빀（与）殷正百辟”之语，则“侯”、“甸”处在殷商王朝的边域地带。“侯”原义为“斥候”[26]，乃是商周王朝的一种边域军事职官[27]。卜辞中有“多侯”、“多田（甸）”（《合集》27893）、“多田（甸）、亚、任”（《合集》32992）参与商王朝的对外征伐行动，虽同为军事职官，但仍被分开并提。又夨令方彝（《殷周金文集成》09901，以下简称《集成》）及小盂鼎（《集成》02839）铭文有“者（诸）侯：侯、田（甸）、男”之称，将“甸”和“男”都归为“侯”类职官。故西周王朝的“侯”职官在制度上要较商王朝系统化、规范化。
四十二年
鼎（《铭图》02501）铭文有“余
（肇）建长父，侯于杨”一句，又《易·屯卦》云“勿用有攸往，利建侯”[28]，是西周王朝设立“侯”官时，一般用“建”字。
然则西周王朝建噩侯于何地？即疑尊、疑卣铭文中的“盩”地在何处？又噩侯为西周王朝起到了什么作用？
《战国策·赵策三》载鲁仲连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29]是战国时人说商末有“鄂侯”[30]，然商末是否真有“噩侯”，则待考。考虑到商王朝所能到达的最大势力范围，商末即使有“噩侯”，也应与西周时期的噩侯不相关。
西周时期的噩侯，史籍基本无载，若要探讨之，只能依靠相关的青铜器铭文和考古发掘成果。
噩器早就有所传世，噩侯驭方鼎（《集成》02810）和噩侯簋（《集成》03928-03930）便为传世器，二者皆为西周晚期器。上海博物馆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便收集到噩叔簋（《集成》03574）一件，是四耳方座簋，口沿饰圆涡和夔纹组成的纹饰，应属西周早期[31]，到六十年代又收集到噩季父簋（《集成》03669）和噩侯弟季卣（《集成》05325），研究者认为卣为周初之器[32]。西周王朝在其早期即建噩侯，这与疑尊、疑卣铭文的年代相合。
随後，今湖北省随州市安居镇羊子山分三次出土青铜器。1975年，羊子山出土有噩侯弟季尊（《集成》05912）[33]。1980年，羊子山出土一座墓葬，大约为西周早中期，有若干铜器[34]。2007年，羊子山西周墓M4出土大批青铜器，墓属西周早期，有噩侯卣（《铭图》13046）、噩侯罍（《铭图》13803）、噩侯盘（《铭图》14364）、噩仲鼎（《铭图》01596）等器[35]。
羊子山西周早期噩侯墓葬的发现，说明西周王朝很早便在羊子山附近建噩侯，疑尊、疑卣中筑城的盩地应位于靠羊子山的某处。羊子山在随枣走廊南出口的西端，与在东端叶家山附近的曾侯相望[36]。随枣走廊是南阳盆地通向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交通要道，守住其南出口，既便于周人向南经营，又可防止敌对族邦利用此路入侵。
静方鼎（《铭图》02461），现藏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西周早期偏晚器，铭文：
隹（惟）七月甲子王才（在）宗周，令师（中）眔（暨）静省南
（国），相。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才（在）成周大（太）室，令（命）静曰：“卑（俾）女（汝）（司）才（在）（曾）、噩（鄂）（师）。”王曰：“静，易（赐）女（汝）鬯、旂、巿（韍）、采。”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乍（作）父丁宝（尊）彝。
依铭文之意，器主静受周王之命陪同师中省察南国，回成周复命後，周王又命静去管理曾、噩两地的驻军。
又中甗（《集成》00949），西周早期偏晚器，铭文：
王令（命）（中）先眚（省）南
（国）붚（贯）行，（藝）（在）（曾），史兒至，以王令（命）曰：余令（命）女（汝）史（使）小大邦，氒（厥）又（有）舍（捨）女（汝）芻（量），至（于）女，小多□，（中）眚（省）自方、（邓），（覆）□邦，（在）噩（鄂）（师）（次），白（伯）买父廼以氒（厥）人戍漢（中）州（洲），曰叚、曰，氒（厥）人鬲廿夫，氒（厥）言，曰□貝，日傳□王[皇]休，肆又（有）羞，余□（捍），用乍（作）父乙宝彝。
周王命中先往南国，起初在曾地，後来派史兒向中宣命，让中出使南国的“小大邦”，这些邦似臣服于周人的土著族邦。中在噩师停留了两日，并派伯买父率领噩师之人去戍守汉水中叫“叚”和“”的两个小洲[37]。
静方鼎和中甗的铭文似有联系。先是师中和静去南国“相”。“相”，《说文》云“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诗》曰：相鼠有皮”[38]，又《国语·齐语》有“相地而衰征”，韦昭注曰：“相，视也。”[39] “”，指修建行宫[40]。“相”即视察并选择筑行宫之地。而後中甗有“在曾”之语，是周王最终选择了在曾地筑行宫，并由中督工。
图四 噩侯簋铭文拓本
静方鼎和中甗铭文都提到了噩地，其地驻有王朝军队，说明噩侯所在地是西周王朝驻军和出征的重要军事据点。西周王朝在其早期时即已到达汉水流域，建“侯”控扼战略要地，以图继续向汉水西岸及长江沿岸地区发展。
西周中期的噩侯器暂不见于世，晚期器则有噩侯簋（《集成》03928）及噩侯驭方鼎（《集成》02810）存世，两器似皆为西周晚期偏早时器[41]。
噩侯簋铭文（图四）：
噩侯乍（作）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子孙永宝。
此器是噩侯为其女王姞所作媵器。噩侯女称姞姓，则西周早期至晚期偏早时的噩侯为一支姞姓贵族家族所任。贵族女子嫁给周王才能在姓前冠以“王”字，故此王姞应是嫁与周王为后，有学者考证是嫁给周夷王[42]。周王与噩侯家族联姻，说明周王朝对之也比较重视，此代噩侯应显赫一时。
噩侯驭方鼎铭文：
王南征，伐角、僪（遹），唯还自征，才（在）坏（坯），噩（鄂）侯（驭）方内（纳）壺于王，乃（祼）之，（驭）方（侑）王，王休（偃），乃射，（驭）方（佮）王射，（驭）方休阑，王宴，咸酓（饮），王寴（亲）易（赐）（驭）方玉五嗀（瑴），马亖（四）匹，矢五束，（驭）方（拜）手（稽）首，敢對（对）天子不（丕）显休（赉），用乍（作）（尊）鼎，其迈（万）年永宝用。
此器铭记周王南征之後，回至坯地，噩侯驭方献壶于周王，与周王一起行射礼、宴饮，并受到周王的赏赐。噩侯驭方对周王十分恭敬，周王也对之态度亲和有加，双方关系非常融洽。可见，噩侯当时对西周王朝对南国的经营有重要作用，甚或对南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具有较大的影响。
此後，噩侯驭方联合异邦发动了对西周王朝的叛乱。禹鼎（《集成》02833），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铭文（图五）曰：
禹曰：“不（丕）显（桓桓）皇且（祖）穆公，克夹（绍）先王，奠亖（四）方，肆武公亦弗叚（遐）（忘）（朕）圣且（祖）考幽大弔（叔）、（懿）弔（叔），命禹仦（肖）（朕）圣且（祖）考，政于（邢）邦。肆禹亦弗敢（惷），睗共（朕）辟之命。”乌（呜）虖（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
（国），亦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南
（国）、東
（国），至于歷内。王廼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彌（怵）（恇），弗克伐噩（鄂）。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叀（惟）西六（师）、殷八（师）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 （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鄂），（敦）伐噩（鄂），休，隻（获）氒（厥）君（驭）方。肆禹又（有）成。敢对（扬）武公不（丕）显耿光。用乍（作）大宝鼎。禹其万年子子孙宝用。
此器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应属于夷王、厉王时期[43]。铭文中，噩侯驭方率领南淮夷和东夷诸邦大举征伐西周王朝的南国和东国地区。此次叛乱声势浩大，王朝的“西六师”、“殷八师”作战受挫，一时攻不下噩侯驻守的地方。大贵族武公派下属禹带领其私家“徒”和“驭”，即步兵和车兵，才最终擒获噩侯驭方，平定了此次叛乱。“勿遗寿幼”出现两次，王朝对噩侯驭方及其从乱者的惩罚非常严厉，无论老幼全部屠杀，可能此姞姓噩侯于事後被族灭。
图五 禹鼎铭文拓本
应该注意到，噩侯驭方能牵头联合南淮夷和东夷对抗西周王朝，说明他在南国地区的夷人心目中具有一定的威望。经过西周早期和中期的经营，利用手中王朝给予的职权，噩侯家族拥有了比较强的政治军事实力，以至于能率领王国外的异邦向王国内地进攻。姞姓噩侯事实上脱离了周王的控制，这是中央王朝与实力坐大的边域地方“侯”官矛盾激化的表现，也从侧面表明为王朝监视噩侯的噩监[44],于此时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故西周设置“监”职的效果似不太理想。
又早期的噩侯驻地比较靠西，属汉水流域。而南淮夷、东夷诸邦远在其东方，主要分布在淮水中下游及东国地区。噩侯驭方能联络如此广泛的夷人参战，表明西周晚期的噩侯驻地可能已不在今羊子山附近，似在西周中期时被王朝东移至淮水上游的某条支流附近。
2012年，河南南阳新店乡夏响铺村附近的南水北调工程线路上发现一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群，多座墓出土铭有“噩侯”、“噩侯夫人”、“噩”的青铜器[45]。可以推断，西周王朝在灭噩侯驭方後，又在今南阳市区东北方向的白河（古称淯水）岸边重建“噩侯”，另立新邦。禹鼎铭文记噩侯驭方家族已“勿遗寿幼”，故此夏响铺之噩侯应与原噩侯家族无关，王朝可能以其他姓族的贵族就任新噩侯一职。
周宣王时，西周王朝的南国形势愈加严峻，王朝将宗周畿内重要的姜姓贵族申和吕建到南阳盆地以“南土是保”[46]，意即加强南土的保卫。这说明西周王朝在南国的经营处于收缩的姿态，大有退保南阳盆地之势。南阳的噩侯有可能也是在此一时期所建。
据疑尊、疑卣和其他有关噩侯之事的铭文，姞姓噩侯的存在时间从西周早期到晚期偏早，初建在今湖北随州羊子山附近，中期以後可能受王朝调令而向东移建到淮水上游地区。西周晚期以後的噩侯则可能改姓，并被王朝建在南阳盆地较中间的位置以加强对此处的控制和防御。
3
宋伯、宋器及宋地
殷墟甲骨卜辞中即已出现“宋伯”一称。
己卯卜，王贞，鼓其取宋白（伯）
。鼓
，朕史（事），宋白（伯）
比鼓。二月 （《合集》20075）
又“宋”作地名：
令
（往）宋 （《合集》20240）
卜辞中的“伯”不属商人之称谓系统，亦非官职，只是商人沿用来称呼异族之首领的称号[47]。故卜辞中的“宋伯”不属商人出身，而是众多活动在商王朝边域地区的臣属异族首领之一。惟晚商的宋邦与西周的子姓宋邦是否在同一地域，则需要材料的丰富再作考证。
疑尊、疑卣中之“宋伯”应与甲骨卜辞中的“宋伯”无关，此“宋”是西周王朝新建之邦。
《史记·宋微子世家》：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48]
图六 宋父鬲铭文拓本
司马迁言宋之始封君是微子开，他是商王帝乙的长子，即西周王朝的宋邦为原商王室後裔之封。然细审之，周代宋邦的始封君应是宋公稽，亦即疑尊、疑卣中之“宋伯”[49]。宋公稽是微仲之子，按周人排行的惯例，微仲是微氏家族的一个分支，为小宗。又今存有微伯鬲（《集成》00516）、微仲鬲（《集成》00521）等西周中晚期之微氏器。这表明，终西周王朝，微氏家族的大宗、小宗一直存在，则宋邦出自微氏的小宗微仲家族，而“微仲”之号也有他人继承并延续下来。疑尊、疑卣中之“仲
父”可能就是第二代微仲，与“宋伯”或是兄弟关系。
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集成》10175）铭文记微氏世为“微史”，即其家族世代为周王朝的史官，且“祝、宗、卜、史”为一类官，皆有占卜之责，而仲
父为噩侯卜问筑城之地，履行的就是这一职责，故仲
父应为微氏家族中的一员。
西周时期的宋器，今仅有宋姜鬲（《铭图》02639）面世，为西周中期器，是一位姜姓宋伯夫人所作之器。现存宋邦邦君之器皆为春秋晚期器，器铭都有“宋公”之称。春秋时期邦君称“公”泛化，并不是所谓的爵位。又现藏上海博物馆，春秋早期的宋父鬲（《集成》00601）铭文（图六）曰“宋（）父乍（作）豐子（媵）鬲”，可证宋出自子姓。
春秋时期的宋君称自己是商王之後。《诗·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50]
《商颂》是春秋早期宋襄公时的诗篇[51]，他自称“武丁孙子”，表现了幻想重建商王朝的政治抱负。又春秋晚期的宋公司铺（《铭图》06157）铭文曰“有殷天乙唐（汤）孙宋公랡（司）”，直接称自己是商王朝建立者汤的後代。以此观之，宋邦确为原殷商王室後裔，但属旁支的小宗，与武庚等嫡系之关系较疏。
春秋、战国时期的宋邦控制了不小的一片区域。《汉书·地理志》：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
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济阴定陶，《诗·风》曹国也。武王封弟叔振铎于曹，其後稍大，得山阳、陈留，二十余世为宋所灭。[52]
依班固所言，宋之疆域最大时包括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及山东西南部，面积较大，在当时列强中位列中等。然而，战国时代的疆域，乃是宋邦经营了几百年的结果，周初时的宋邦应与其他邦一样，只能控制其始建地及周围的地方。
据上引《地理志》，宋邦建在汉代的梁国睢阳县[53]。汉代的睢阳县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考古人员曾在此地对宋城进行发掘，发现东周时代的城址[54]，并据夯土中出现的西周陶片，推断城址的始建年代应在西周时期[55]。然关于睢阳宋城始建于西周时期的证据明显不足，尚需材料的进一步丰富才能证实。
《水经注·睢水注》：“睢水又东迳睢阳县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後，为宋都也。”[56]是睢阳的宋城在古睢水的北岸。古睢水发源于今河南开封地区，水道东流，经豫东、皖北後，在今江苏省睢宁县和宿迁市之间注入古泗水，南流入淮。宋邦在古睢水的上游下段，故古睢水的整个上游地区已为西周王朝所控制。今睢水已无，有大沙河的支流古宋河从睢阳的西边流过。
结 语
疑尊、疑卣造型精美，纹饰独特，是不可多得的青铜器精品，其年代应定在周成王晚期为宜。器铭中有“噩侯”、“宋伯”，说明周人的势力在周初就已发展到今汉东地区和今豫东、皖西北交界处，这也可能是西周王朝在这两个方向的极至。
“噩侯”又出现于两器铭文之中，再一次证明西周早期偏早之时，周人便将噩侯置于今随枣走廊南出口西端，与在东端的曾侯相望而守。西周王朝建“侯”时也要进行占卜，这说明建“侯”是王朝非常重要的军事与政治安排。建“侯”的地点则是选在险要之地或是道路要冲。
“宋伯”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第一次出现，所指应是首位宋君宋公稽（称“公”乃是其後人的追尊，首代邦君似皆有此例[57]），且商人贵族也按周人习惯的“伯、仲”来称呼，说明周初的殷遗在称呼上已经开始周人化。
《尚书·盘庚》：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58]
又《酒诰》：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59]
又《召诰》：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60]
《盘庚》可能为西周时人根据商代典册资料所改写的篇章，《酒诰》、《召诰》则为西周早期史官记言之实录[61]。实际上，此三篇章中的“邦伯”应就是殷墟甲骨卜辞和两周铜器铭文中的那些具有邦君地位的“某伯”。“越在外服”，说明此类邦也在王朝的边域地区，“邦伯”亦即邦君的一种，只是其没有王朝的“侯”职。
宋邦的南、东为淮夷诸邦，其所在地于当时也是王朝的边域地区。就目前存有的材料来看，西周王朝并没有向宋君授“侯”职，但面对淮夷的宋君似又有类似于拥有“侯”职的边域贵族之守土防御职责，这种情况值得注意。故周初的“建邦建侯卫”之制，仍有可深入探讨之处。
附记：本文得到“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创新资助项目”资助。又承蒙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孟飞先生提供《疑尊、卣别解》一文，特此致谢。
注 释
[1] Gilles Béguin and others, eds., Chine de Bronze et D’or: Collection Dong Bo Zhai, Sarran: Musée du président Jacques Chirac, 2011.
[2][12][13][14][21] 董珊：《疑尊、疑卣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期。
[3][5][8][16][22] 李学勤：《疑尊、卣别解》，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主办《饶宗颐国学院院刊》创刊号，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4月。
[4][16][23] 黄杰：《疑尊、疑卣及“栗成左”戈铭文补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5期。
[6]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子夌尊的编号为M1：15，见图版伍。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9]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8期。参见图版肆。
[10]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
[1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第二册,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4页，图五四二：2。
[15] 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2437页。
[17]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一《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页。
[18] 《周易正义》卷一《屯》，第35页。
[19] 吴世昌：《释〈书〉、〈诗〉之“诞”》，收入《罗音室学术论集》第一卷《文史杂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13页；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94页。又陈剑先生认为“”是“造”字的异体，後来与“造”字分化并遭淘汰，且在不同语境有不同的解释，参见《释“造”》，收入《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年，第127-176页。
[20] 董珊：《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4期，2005年3月；沈培：《说古文字里的“祝”字及相关之字》，《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4]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4页上。
[25]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僖公二十四年，第3944页。
[26] 陈槃：《“侯”与“射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文集刊类编（历史编·先秦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291-296页；劳干：《〈“侯”与“射侯”〉後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论文集刊类编（历史编·先秦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296-298页。
[27] 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官职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文史》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朱凤瀚：《殷墟卜辞中“侯”的身份补正——兼论“侯”、“伯”之异同》，《古文字与古代史》第四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28] 《周易正义》卷一《屯》，第34页。
[29] 《战国策》卷二十，赵三《秦围赵之邯郸》，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07页。
[30] 李学勤先生曾考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噩地，在今河南省沁阳市境内，参见《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
[3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近年来上海市从废铜中抢救出的重要文物》，《文物》1959年第10期。
[32] 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
[33]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34]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35]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95页。
[3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李学勤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
[37]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第286页。
[38] 《说文解字》，第67页上。
[39] 《国语集解·齐语第六》，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227页。
[40]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第283、284页。
[41] 刘启益先生以为是周夷王时器，参见《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张昌平先生则认为应在周厉王时期，参见《噩国与噩国铜器》，《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42] 刘启益：《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43] 认为属夷王时期：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4-236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272-273页。认为属厉王时期：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44] 田率：《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
[45] 崔本信、王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阳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发掘成果——对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研究将是一个突破》，《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4 日第8版；《2012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华夏考古》2013年第3 期。
[46] 《毛诗正义》卷十八——三《大雅·崧高》，第1222页。
[47] 朱凤瀚：《殷墟卜辞中“侯”的身份补证——兼论“侯”、“伯”之异同》，《古文字与古代史》第四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48] 《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607、1621页。
[49] 陈立柱：《微子封建考》，《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此文考宋之首位邦君不是微子。《疑尊、卣别解》一文中，李学勤先生以尊、卣铭文中之宋伯为宋公稽。所谓周公、召公为始封君未就封，而以长子就封之事，本为汉儒所说，不知何据。细读《宋微子世家》，则其事不类，继承之序颇有辗转，且以周代铜器铭文综合考之，微伯氏、微仲氏、宋氏并立，则西周王朝建宋可为一封建新情况，即王朝根据经营态势的需要，不必先封建大臣令其子就封，周王可直接在异姓功臣子侄中择人到边域为邦君。
[50] 《毛诗正义》卷二十——三《商颂·玄鸟》，第1342-1344页。
[51] 魏源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诗古微》，《魏源全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328页；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页；孙作云：《从读史的方面谈谈〈诗经〉的时代和地域性》，《历史教学》1957年第3期。
[52]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3页。
[53] 又见于《地理志》梁国睢阳县条下，《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36页。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河南商丘县东南城址勘查简报》，《考古》1998年第12期。
[55] 郑清森：《宋国都城初探》，《文物世界》2001年第3期；王良田：《临淄齐国故城与睢阳宋国故城之比较研究》，《中国古都研究（总第二十四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
[56]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四《睢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567页。
[57] 朱凤瀚：《关于西周封国君主称谓的几点认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2-285页。
[58] 《尚书正义》卷九《盘庚》下，第364页。
[59] 《尚书正义》卷十四《酒诰》，第439页。
[60] 《尚书正义》卷十五《召诰》，第449页。
[61] 朱凤瀚、徐勇编著《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本文原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5期。本次由张海博士提供底稿推送，与正式发表之文稍有文字出入，引用请参照正式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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